由 Wang, Hope 作为从小读经的二代，曾经我非常坚信人性本恶，因为始祖犯罪所遗传的罪性，所以人生来就有作恶的倾向。
后来随着人生阅历的增加、对人的牧养的深入、相关知识的学习，对人性如何，有了复杂的了解。
人性本恶的看法，放在教育上，带来对孩子的警惕和规训，认为每个孩子不小心去引导、管教的话，都有可能性发展为大魔头。
而且由于是人性，所以每个孩子都一致的。不存在这个生来更恶，会成为希特勒，那个生来善良些，不论遭遇什么都不会成为那种大恶人。对人性本恶，以及每个人的人性都如此，具备的作恶潜力都相同，让我们似乎一视同仁的警惕所有孩子。
这跟实际观测经验不符。
有的孩子是天生柔软些，有的孩子是天生刚硬些。或者用性格测试的分类标准来说，有的孩子更偏人际型，容易感知别人的情绪、要求，并且会主动回应。有的孩子更偏事务型，事情做不好容易暴躁。同在年龄比较小的时候，事务型孩子更容易被指责为缺乏同理心。
以遗传学的研究视角来看，父母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所谓“罪性”）的确能随着基因遗传。但基因并不直接决定命运，它更像是一份“生命的可能性清单”。父母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虽能随基因遗传，但那仅仅是潜伏的倾向。这里最著名的论据是 MAOA 基因（俗称“暴力基因”）的研究：拥有这种高风险基因片段的人，并不必然走向犯罪。科学观测发现，只有当这些孩子在童年遭遇过严重的虐待或冷漠时，这颗“基因子弹”才会被环境扣动扳机；而在充满爱与支持的环境中，他们往往表现出极强的韧性，甚至比普通人更具生命力。
这就意味着，哪怕在基因层面观测到了所谓的“受损”或“作恶倾向”，其最终表达出多少，主导权其实握在后天的家庭环境和人际互动手中。如果我们因为基因筛查而提前给孩子贴上“潜在希特勒”的标签，并以此进行防范式规训，这不仅不符合公义，更是在亲手为那颗子弹“扣动扳机”。在互动中，究竟是我们在帮助他克服基因的辖制，还是我们的警惕与冷漠最终催化了恶的表达？什么是因什么是果？
我必须要承认，当我有孩子以后，我见到自己从未有过的一面：冷漠、暴躁、凶狠、暴力。当年幼弱小的孩子，不明白自己的意图、不能按照自己期待的方式回应，当所有在成人世界之中能支持体面、礼貌的能力，在弱小、心智都尚未长成的孩子这里失效的时候，自己所展现出来的模样，我怀疑以前的谦卑、耐心是不是因为事情仍在可控范围所以才那么有礼貌。虽然我的“可控范围”比一般人大得多，但这仍然是由于“控制”产生的。从这种现象来看，自己的“罪性”似乎和别人一致，并不是我表面上比别人道德更好而有什么区别。
性善论呢，相信人受造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这是基督徒的看法。中国传统也有性善论吧，佛教里面也有人自我的满足，人有成圣的潜质。每个人都是圣人，不必向外求，而是向内求。
这种相信带来积极的人际关系的参与。同样是教育，同样都是训练，但是性善论的出发点似乎是信任、爱、盼望。不会被表面所表现出来的负面情绪或者不当行为所影响，而是积极地相信，在干预介入之下，对方里面自身的潜力/善会被激发。甚至自己做得不够好也没关系，生命自有其出路，因为他里面有这样的良善的潜力。这能消除助人者里面的焦虑感。
在我帮助人的过程中，他们好几次都提到“为什么你对我能改变这么有信心？”“因为你所表达出来的信心，我更相信自己能做到的”。后来看到他们慢慢地更新变化，的确是开始建立了良善的盼望。
在遗传学的研究中，基因是子弹，你来决定这枪开还是不开。而你又根据环境的影响和互动来决定。
奥古斯丁的原罪论，是禁欲主义、神职人员的独身制度的理论根基，而禁欲、沙漠修行，带来的是对爱的责任的漠视，只管压制自己犯罪的欲望，却忽略了需要帮助的弱势群体。
中国传统的性恶论，带来的是严厉的法家审判。百姓一个两个，管不好的话就是大魔头，一定要用酷刑让别人都不敢犯罪，植入的是恐惧。但后来发现，严厉的刑罚植入恐惧或许只能激发更大的恶。
当宗教改革的加尔文说，人是全然败坏，上帝全然是爱，愿意拣选拯救的观点，有对人性最悲观的看法，也带出最有盼望的爱的回应。但实际的结果，似乎是规训全社会的一种焦虑，从“全然败坏”到“全然更新”，要不停证明自己的“得救确据”的一种焦虑。这种“焦虑”是否在历史之中催生了更多的“恶”？而这些恶本来不必存在。（《世俗时代》一书的历史反思有机会再展开讲讲）
他们总是问我：“你不担心我最后没走出来吗？”我说我不担心。“你哪来的信心”，“我相信上帝，我相信的是你有走出来的潜力，至于最后能不能兑现出来，我不确定。如果你愿意做所有你能做的事情，在我们的支持下，肯定没问题。”
说了这么多，我的观点是什么：
我认为人受造是有神的形象的，可以说是神性也没问题。同时整个世界被罪恶污染，人性也被罪恶污染，甚至可以在基因里观测到。用“亏缺了神的荣耀”“具备受损的神的形象”来形容也可以。所以你可以强调“受损的部分”，也可以强调“仍具备神的形象”的部分。在我这是性善论和性恶论并存的。
重要的不是定性，重要的是划定适用范围。
奥古斯丁提出了原罪论，却将其推演至‘原罪通过性行为中的私欲传递’。这种观点在历史上被过度延伸，演变成一种仇视肉体的禁欲主义，甚至成为强制神职人员独身的心理底色。
现在我们很容易指出禁欲主义的错误，因为我们了解到历史上这反而激发了更多隐秘的性犯罪。
很多人总是把前提观点和推论混为一谈。这是不合宜的，一个观点应当有其适用范围（是这里基督徒又会说真理是适用任何时代场景的，这种真理观应当也是有具体指代的。）
我同意很多观点，但我划定的适用范围估计比很多人小很多，比如上述禁欲的观点。哪怕神学上对奥古斯丁的很多观点有所修正，很多基督徒还是搞不清本质。
本质就是适用范围的修正，或者也可以说是处境化的修正。
动机是好的，做出来的事情未必就是好的。我觉得这也不应该是基督徒背的锅，是我们被这样粗暴的逻辑文化养大的吧：考这么差，就是你不努力，不专心。要是你肯好好学习，肯定比这个好。
而成绩好就意味着这人肯定爱学习，甚至擅长一切。我们的经验早就反对这样的观点了，只是没有被总结出来而已。
成绩好的人，也可能会厌恶学习，会自卑。
成绩不好的人，内心也有想好好学习的渴望。
站讲台的人，里面就都是敬虔的情感？对有些活动没那么积极的人，里面就没有正直善良的渴望或者是非的分辨？
对强者给予同情，对弱者不伸张正义反而还要求包容，是对爱和公义的应用范围的误解。
总结下，
人性是“受损的神圣形象”。这意味着我们在不同的生活场景里，得切换不同的视角去处理问题。在公共规则和组织管理中，我们要大方地承认罪性的真实，通过监督和反馈来划定边界，这反而是对组织的一种保护。
而在面对每一个具体的人，尤其是面对孩子和那些寻求帮助的灵魂时，我更愿意守住性善论的底色。因为基因虽然递过来了子弹，但只有冷漠和警惕才会扣动扳机。我更关心的是，我们是否拥有那种看进人心深处的信心和爱心，不被那些“幽暗”吓跑，去影响对方活出受造原有的良善与潜力。
对我而言，承认幽暗是为了警醒，而拥抱盼望，才是一个生命能真正更新变化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