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 Wang, Hope 講道歷史中有許多人物及不同的學派，其資料的豐富及複雜性不亞於基督教歷史本身。本篇簡單的綜覽會提到四個主要講道方式，最後我會以專為二十一世紀講道者所提出的一些實用性問題作為總結。
主要的講道方式雖然要將講道方式分類是十分困難，我們可以指出四個主要以聖經為本講道方式之間，基本信念及作風不同之處（縱然許多講道者實際上是綜合型的）。
1. 教師型講道者此類講道者的基本信念，是聽者該明瞭聖經，這種講道者強調經文，會演繹式地解釋其意義。他們一般的講章是有關教義及教導，以非常合邏輯的方式講解聖經，其代表人物如斯托得（John Stott），奥伯格（John Ortberg），凱勒（Timothy Keller），海福德（Jack Hay-ford），及約翰麥克阿瑟 （John MacArthur）。這種講道者通常思慮深刻，渴望傳遞知識，逐節講解經文是他們常用的方式。
2. 使者型講道者此類講道者基本上要強調經文及講道本身所帶出來神的能力，雖然這方式與一般講道同有演繹式及命題式教導的特質，聽起來卻大不相同，他們常有戲劇性風格。教師型講道者慣用左大腦，注重細節，有如用許多小磚塊組成講章；而使者型講道者則是用右大腦，用幾塊大磚組成講章。他們常激烈地提出幾個鮮明命題，然後要求會眾作革命性回應。其代表人物包括葛培理（Billy Graham），賈丁納泰勒【 Gardner Taylor），耶利米賴特（Jeremiah Wrighr），羅伯史密斯(Robert Smith Jr.)，改教家馬丁路德（Martin Luther），及卡爾巴特(Karl Barth) •
3. 歸納型講道者此類講道者的基本信念，是聽者的需要至上，講道必須與聽者相關。與兩種教師型與使者型講道者的演繹式講道大不相同，他們是以歸納方式，由聽眾的處境開始，再回到聖經找出合宜的經文。這種歸納式講道可以是福音性（如針對慕道者的內心需要），衛道性（針對錯謬教義）、教牧性（針對會眾或社區的需要），或政治性（針對當代時事）。其代表人物包括拉索（Bob Russcll），約翰麥斯威爾（John Maxwell），麥拉倫 （Brian McLaren），華理克（Rick War-ren），及海波斯（Bill Hybels）。
4.敘述型講道者此類講道者的基本信念，是講道應以故事形式，讓聽眾進入體會神之真道的經歷。雖然多數講道者也使用故事，但這重講道者特別留意會眾聆聽的習慣來準備講章。聖經既有許多故事體裁，特別是耶穌的比喻，這方式近來甚受歡迎。著名的代表如米勒（Calvin Miller），路可鐸（Max Lucado），史特博 （Lee Strobel），唐巴巴拉（BarbaraBrown Taylor），及勞瑞（Eugene Lowry）。
我們可以透過講道歷史中的講道者及講道學派，看到這些不同的講道方式。
第一期：新約時代之初到基督在世的時代，猶太會堂中的敬拜就已包括宣讀律法書及先知書，然後有教導式講道的註解等項目。然而，當耶穌第一次在會堂中講道教導時，祂戲劇性地以使者型講道者姿態出現，宣稱祂本身就是這喜信—「今天這經應驗在你們耳中了」（路4:14-21）。這種有力、命題式的使者型講道，是耶穌事工的主軸，祂以此方式宜揚神的國度（可1：14；路4:43），差遣門徒（太28:20；路9:2:10:9）。
我們也看見耶穌敘述式的講道，他講的比喻是這類教導的典範（太18:23），顯現講故事方式溝通的優異性。當新約教會藉聖靈及一篇講道誕生（徒2:14-41）後，每次都是以使者型講道突破宣教之門，進入外邦人世界，傳講神普世性的恩典（如見徒10:34-40；13:16-49；17:22-34）。
使徒們宣講耶穌基督福音的基本事實（林前15:3-4）為信仰的根基，講道採取了許多方式；在正式場合、家中、室外、旅途中等。教師型講道對教會的建造十分重要（保羅的書信也帶著口語傳講的跡象）。各類歸納式講道也在這時期出現；保羅在亞略巴古（徒17:16-31）的講道是早期講道顧全慕道者處境的模範，留意他跨越文化的動機（林前9：19-23）。直到主後150年，主教們似乎很注重衛道性講道，針對早期的一些異端如諾斯底主義（類似較近期的新世紀思潮）。
第二期：古典式講道當教會逐漸建立及廣被接納（特別是在主後312年君士坦丁皇帝歸信基督教）後，講道面對一個重要關鍵點，那就是如何回應當時已高度發展的傳統演講技能——一種以言詞說服聽眾的溝通藝術。使徒保羅已警告人：世人的智慧可能會貶低「愚拙」的福音道理（林前1:20-25），縱然他自己在希臘文化中算是具高度說服力的（他在羅馬書中所精湛使用的激烈爭論技能即一例）。
到了第三及第四世紀，經過創建教會之教父們的影響，教師型及使者型講道者已有意採用傳統演講原則，特別在形式上有前言、一串論點，及最後總結。這影響相當深遠；東方的教會透過俄利根（185-254）在該撒利亞，及屈梭多模（337-407）在君士坦丁堡（現時的伊斯坦堡）發展了希臘語講道，他們仔細地將經文註釋納入一嚴謹的架構中。同樣地，西方的教會發展了拉丁語講道，到奧古斯丁（354-430）時達其高峰，他在北非的希坡寫了第一本的講道教科書《有關基督教教義—第四冊》（On Christian Doctrine -Book 4）。
歸納式講道也很成功地糾正了當時許多異端。然而，隨著羅馬帝國的沒落、進入「黑暗時期」，講道也衰退，常淪為機械式地重複舊講章。在中古時期（1100-1500），古典式講道受幾方面影響甚有復興：當時的高等學府重新發覺講道在教育上所扮演的角色，並因此發展了許多教材；道明會及方濟會的修道士們，他們根據一節經文構成一篇講章（三大點及其小要點，通常稱為經院方式），影響力甚大。對這方式持異議的講道者如約翰威克理夫（John Wycliff, 1330-1384）等，他們講道是即興式地隨口一節一節的發揮。另一影響是當時有激勵志願者參與對抗回教之聖戰的需要，這類講道是一種不尋常且富爭議性的歸納式講道，最以此著名的是克勒窩的伯爾拿（Bernard of Clairvaux,1090-1153)
第三期：改教運動與印刷術文藝復興的重要人物伊拉斯姆（Desiderius Erasmus, 1466-1536），在1516年印出他編輯的第一本希臘文新約聖經，並將它譯成拉丁文。這本聖經在馬丁路德（1483-1546）掀動改教運動時，助長了歸回經文的激動高潮。
路德曾在奧古斯丁修道院受訓，他發展了一類使者型講道，著重以經文為主、簡單明瞭及日常的應用。他的講道神學以三個方式形容神的話語：話語道成肉身（耶穌），話語寫成文字（聖經），及話語的宣揚（講道）。後來，更正教徒成為一股新的力量，包括許多重要講道者，如在瑞士的加爾文，他是一位滿有風采的使者型講道者。
在這講道受注重時期，天主教發動他們的反改教運動，也有其他如重浸宗派等新的團體出現。另有幾個運動在不同的情況下崛起，如英國的清教徒，他們是教師型講道者，講章包括兩部分：解釋經文所包含的教義及對聽眾的應用。這就是所謂的平淡方式，至今仍是一重要教導模式。
古騰堡（Johannes Gutenberg）在1456年左右發明的植字印刷技術，對改教運動者的講道有很大的幫助。大量的印刷使講章內容被傳閱，而群眾普遍接觸到一致的教義教導。印刷演繹式講道，因它利於表達重點及條理分點的形式。新技術每每影響講道，如今電子資訊的革新亦然。
第四期：福音派講道及更多其他類型在更正教派中，強勁的講道對於十八，十九世紀許多不同著重點的福音派運動有推波助瀾的作用。懷特腓德（George Whirefeld, 1714-1770）使露天激動式的講道普及化，而且他來回美國和英國之間，影響了其他重要講道者。
其中包括循道會的創立人約翰衛斯理（JohnWesley, 1703-1791），他是一位著名的使者型教導者，及愛德華滋（Jonathan Edwards, 1703-1758），一位出色的智識份子，他清教徒式的教導及講道掀起了在北美的第一次大復興運動（1726-1750s）。懷特腓德也鼓勵了黑人講道，以致一連串的著名黑人講道者，延續至在撒凡那的安得烈馬歇爾（Andew C. Marshall, 1812-1856）。
黑人講道者常用敘述式講道法，靈巧地綜合聖經故事及個人經歷。十九世紀是使者型講道的黃金時代，許多宗派都自稱擁有「明星講員」，如聖公會的查理西緬（Charles Simeon, 1759-1836）；浸信會的施布真（C.H. Spurgeon, 1834-1892）；及救世軍的凱瑟琳卜斯（Catherine Booth, 1829-1890）。
芬尼（Charles Finney, 1792-1875）及慕迪（Dwight Moody, 1837-1898）則應用大型佈道方式。在美國自由派內使者型講道也很流行，例如聖公會的菲力普布魯克（Phillps Brooks, 1835-1893)二十世紀中，更多類型出現。
聖經神學運動鼓勵神學性講道，如卡爾巴特（Karl Barth,1886-1968）贊同使者型講道。在歸納式講道中採用心理學理論，在講壇上輔導人，如富司迪 （Harry Emerson Fosdick，1878-1969）所作。
其他的人回應大眾屬靈的需要，採取大型佈道會方式傳福音。葛培理（Billy Graham，生於1918）成為有史以來聽眾及觀眾最多的佈道家。而馬丁路德金恩（Martin Luther KingJr,1929-1968）針對貧窮、受苦及逼迫的講道聞名普世。近期，一些主要講道傳統被進一步分析，如黑人的講道（常是敘述式）及女性講道（常是牧養性），雖然過去其中沒有很多出色的講道者，少數例外如賓根的希德嘉修女（Hildegard of Bingen, 1098-1179），但自1920時期以來卻增長得很快。
近代電子資訊的發展及對視覺的重視，使講道類型更多元化，增加了故事體裁的使用。超大型教會的講道者反映不同的類型，縱然現時流行所謂針對慕道者需要的敬拜，實際上就是歸納式講道，著重關注聽眾的處境。
一點提醒：當談及講道歷史時，我們常只從單一觀點來看，而忽略其他多方面的發展，包括拉丁美洲及亞洲評道者的貢獻。
現時，南半球（拉丁美洲、非洲及亞洲）教會經歷極快速的增長：一般来说，北美及西歐的北半球數會則在退縮。南半球教会（有入稱之為「多數教會」）的講道帶來顯著的復興，類似初期教會所表現的活力及宣教熱潮。
讓道歷史是多彩多姿的，讓道者可彼此學習。我們必須回應黑人，西班牙語系的人，亞洲人及女性講道者目漸擴大的經歷，也要留意敘述式及其他類型的講道。
實際議案及問題：講道歷史顯示，有效的講道與健全的教會使命有密切關係。自初期救會以來，每一次宣教運動的擴展都源起於講道。初期教會的講道者「攪亂天下」（徒17:6）。某些講道有立時的衝擊性，屈梭多模明指他那市區教會信徒的生活型態問題，又批評拜占庭帝國的某些措施。
路德論及德國的道德、政治、社會各樣主要議題。講道常帶來深遠的後果，改教運動啟發了現代的西方文明，塑成基督教化歐洲，為宣教運動播下種子。講道推動了教會復興，改革信徒生活及影響整個社會。
講道是一種屬靈的操練，從新約時期開始就看出顯示了屬靈的活力（帖前1:5），清晰的福音（林前15:3-4），跨文化的切要性（林前9:19-23），及膽量（徒4:13；9:27）。
一切講道都需有屬靈活力，現代人是否對講道時有神的同在較缺少信心？是否較缺乏膽量？
今天「南半球教會」似乎透過講道令教會增長，而「北半球教會」則極需以禱告重建靈命的真實性及膽量。
現時的講道是否需挑戰某些教會傳統？
在歷史上有好幾次，是需用講道去改革教會的習俗或教義。改教運動的發生，部分是源於勇敢地攻擊羅馬天主教的富裕、專權，銷售贖罪卷去縮短煉獄苦楚等教條。約翰•衛斯理講道關懷信徒聖潔生活，而創立了衛理公會。教會很容易被富裕、權利及自滿迷惑，而忽視教義。
講道是一種領導能力的表現，以責備、醬戒，及勸勉（提後4:2：參3:16）去使信徒專注於神對教會的心意。這仍是二十一世紀教會一個艱難，但必須的工作。今天需要多少有關教義的講道？在經過一段時期對聖經的無知後，更新與復興的來臨，總是因為人再次發現聖經的真理，最明顯的例子是路德發現保羅對罪、恩典及因信稱義的信念。
每當講道者個人委身於藉著講解及應用聖經真理而活出聖經真理時，講道就會使聽眾成為「聖經百姓」。反之，當講道變成呆板慣例，它就失去能力，如在中世紀黑暗時期那樣。
今天何處需要衛道性講道？衛道性講道者致力去明瞭及對抗現時的錯誤教導。隨著早期新世紀潮流雛型的諾斯底主義之後，出現過一連串的異端攻擊傳統的基督教教義，如基督的神性、救恩的真諦、基督教的獨一性等。奧古斯丁是最佳的衛道性講道者之例，他的智力、解經及對教義的洞見，為真道駁斥異端，如流行於當時的伯利糾主義（Pelagian heresy，強調個人功德而貶低基督的救贖）。
在現時相對性化及多元化潮流中，講道者需清楚地回應不同的意見，以維護基督教教義的獨特性。
講道者能更切合時代的需要嗎？福音性講道以失喪靈魂的處境為起點；懷特腓德開會拓露天講道，發揮戲劇性作用。如同保羅在亞略巴古的作為，晚近關切慕道聽眾的講道，會與當代主導的權威聯繫，以建立基督教教義的可信性。柳樹溪教會（Willow Creek church）的海波斯（Bill Hybels）是這方式的代表人物。針對會眾特殊需要的教牧性講道（如富司迪所行），可達到此目的。
是否有別的新途徑，可令福音切合時代的需要？近代多變的媒體資訊傳遞方式如何影響講道？講道者總要體會當代文化，才能使人聽到並明白所傳遞的信息。在耶穌的口傳文化中，敘述能力就顯得十分重要。古典式講道採用傳統演講技能的原則。後來在改教運動時期，講道者使用了大量印刷的技術，結果造成了前所不能想像的影響。
一般人都同意，近二百五十年來影響普世的西方現代文明，已漸被後現代文明所取代，後者更注重資訊傳瀝方式。所以今天的講道者需採用所有新科技資源及適宜的資訊傳遞方式。今天的講道者使用多少講道輔助資料？歷來講道者都受益於講道輔助資料：奥古斯丁的教科書一向是基本的資源。在中古時期，歐洲的大學出版了大量的啟蒙書籍，從1150年之後的兩世紀所出版的，有近八萬本存留至今。伯督司（John Broadus, 1827-95）在十九世紀早期有相當影響力，較近期有克拉達克（Fred Cradock， 1928年出生）及其他人引介的以聖經為本的新講道模式，特別是有關歸納式及敘述式講道方面。
講道者對講道神學及實用上的發展，持開放的態度是很重要的。